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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艺民族形式与抒情的重现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一 现代文学史记载了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两场引人瞩目的论争，论争的主题分别是“大众文艺”和“文学的‘民族形式’”。两场论争的时间距离接近十年，但某些焦点一脉相承。显而
一
现代文学史记载了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两场引人瞩目的论争，论争的主题分别是“大众文艺”和“文学的‘民族形式’”。两场论争的时间距离接近十年，但某些焦点一脉相承。显而易见，“大众”是贯穿二者的关键词。“大众文艺”所力图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如何获得通俗的形式，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去唤醒大众；“文学的‘民族形式’”论争发生于抗战时期，提出“民族形式”的首要意图是广泛动员大众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不言而喻，一个隐蔽的事实构成了两场论争的前提： 流行于这个时期报刊的众多文学作品并未真正赢得大众、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一种不无模糊的舆论认为，相当一部分作者故作高雅，挟洋自重，小资产阶级文化趣味阻止知识分子与大众亲密无间地打成一片。他们所热衷的文学形式往往新奇古怪，晦涩难解，与大众普遍的认知水平格格不入。尽管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但更为具体的理论描述却付诸阙如。一些批评家抱怨作者的拗口叙述与大众的日常口语风格迥异，然而，他们并未专注地从文类、叙事话语、修辞的意义上概括和分析这种文学形式的基本特征。从弥漫的文化趣味到相对固定的文学形式，曲折而复杂的沉淀包含众多因素的相互交汇并且形成稳定的关系。一时之间，理论描述无法洞悉每一个节点的内在构造。因此，批评家只能宽泛地贬抑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无法进入符号组织和文本的肌理。
首先，“大众文艺”的激烈争辩并未正面显现这种文学形式的理论肖像。事实上，这一批知识分子充当的是论辩话语的“他者”——他们所热衷的文学形式始终作为否定的对象而存在。换言之，人们只能利用各种批评言论的贬斥想象这种文学形式的若干特征。例如，郭沫若在《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之中指出，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与无产阶级大众存在严重的文化隔膜：
从事无产文艺运动的青年，无论是全世界上的那一国，大抵都出自智识阶级(这理由让有空闲的学者去讨究)。智识阶级的通病始终不免的是一个高蹈，不管它是青色的高蹈，白色的高蹈，或者是红色的高蹈，总而言之是高蹈。
红色的高蹈派在中国也很不少，一篇文章中满纸都是新式的“子曰诗云”，一篇文章中，满纸都是新式的“咬文嚼字”。柏拉特特拉柏的，你不知道他在那彩云头里究竟唱的是什么高调，而那高调是唱给甚么人在听！(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282)
如果说，人们可以从郭沫若所批评的“高蹈”之中窥见这种文学形式的一个侧影，那么，瞿秋白对于这种文学形式的勾勒来自他的拒绝——大众“不需要”什么：
诗和小说并不一定是高妙不可思议的东西，什么自由诗，什么十四行的欧化排律，什么倒叙，什么巧妙的风景描写，这些西洋布钉和文人的游戏，中国的大众不需要。至于戏剧，那更不必说。无聊的文明新戏，也曾经做过一时期的革命宣传工具。现在所要创造的是真切的做戏，真正的做戏，把脚本，把对白，把布景，都首先要放在大众的基础上！(史铁儿329)
相对瞿秋白所说的自由诗、倒叙、风景描写，阳翰笙的否定以更为清晰的理论语言涉及更为具体的文学形式层面：
第一，在结构上应该反对复杂的穿插颠倒的布置。
第二，在人物的描写上应该反对静死的心理解剖。
第三，在风景的描写上应该反对细碎繁冗不痒不痛的涂抹。(寒生391—392)
如何辨识知识分子崇尚乃至激赏而大众深感隔膜的文学形式？颠倒的结构、静止的心理和琐碎的风景描写——这是“大众文艺”论争提供的有限信息。时隔多年，“文学的‘民族形式’”论争迅速触及相近的问题，但是，人们的认知相差无几。或许由于“民族形式”与文化传统联系，古典文学与民间形式在论争之中频繁露面。诗词格律、章回体小说或者唱本、大鼓词、莲花落、弹词共同显示的是大众熟悉什么。相对地说，知识分子属意的对象仍然隐而不彰。
相对于“大众文艺”论争，一批新的问题卷入“文学的‘民族形式’”论争，诸如五四新文学成就的评判，“民族形式”是战时的权宜之计还是意义深远的美学转型，中国气派与古典文学形式，“欧化”或者“西化”的影响，民间形式是否构成“民族形式”的源泉，如此等等。如果说，“大众文艺”论争之中的大众与知识分子显示了阶级的区隔，那么，“文学的‘民族形式’”论争更多地将区隔设定为“民族”与西方。①我们可以从众声喧哗之中发现，鲁迅的丰富性时常成为辩论必须小心绕开的暗礁。20世纪40年代初期，鲁迅的文学声望已经获得普遍的肯定，他无疑是“中国气派”公认的文学范例。然而，人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大众对于鲁迅的认识相当有限——“现在中国人真正能读得懂鲁迅的作品的，实在不能算多；而现实——特别是抗战的现实——却迫切地要求我们能供给比鲁迅作品更容易读的作品，以便于感召无数的大众到抗战中来”(陈伯达119)。另一方面，“我们决不否认鲁迅先生对中国古文学的深湛的修养，但如果说鲁迅先生的小说的成功，是由于他的对古文学的修养，则便是不可置信之谈了”(莫荣266)。无论是五四新文学意义的评估、“民族形式”的裁定还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围绕文学形式形成的分歧，鲁迅的丰富性及其声望迫使人们不得不行使相对复杂的衡量方式。
文章来源：《大众投资指南》 网址: http://www.dztzznzzs.cn/qikandaodu/2021/0522/10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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